卡恰诺夫排名
㈠ 中国网球公开赛是每年的什么时候举办的
中国网球公开赛是每年的夏季7月份举办，中国网球公开赛是一项在中国北京举行的职业网球巡回赛，2004年为赛事元年，最初为职业网球联合会（ATP）和女子网球联合会（WTA）的二级巡回赛；2009年，赛事全面升级为WTA皇冠明珠赛、ATP500赛，同期还举行ITF青少年赛。
是国内唯一的男女合赛赛事，也是亚洲级别最高、奖金最多、参赛人数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男女综合性网球赛事。
赛事级别上，女子钻石皇冠赛就是除了澳网、法网、温网和美网之外最高级别的女子赛事；男子“500分赛事”仅次于四大满贯和男子9站“1000分赛事”，而男女赛事同期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在整体级别上仅次于四大满贯赛，与印第安维尔斯赛、迈阿密赛和马德里赛并称“四大超级赛事”。
㈡ 莫斯科赛卡恰诺夫救5赛点险胜进八强，其心理究竟有多强大
这都是因为平时不断的训练和积累，再加上不放弃过硬的心理素质，最终扭转局面，逆风翻盘。
本来在这场比赛里很多人都认为梅德韦拉夫是看好的种子选手，可是他却临时退赛，所以卡福诺夫就成为了夺冠的最大热门。最开始卡恰拉夫本来已经领先三分，但是在过后的情况就开始连丢四分，最后以5:6落后，但是好在他心里素质过硬，最后在关键时候9:7逆转比赛。
现在他在俄罗斯由原来的默默无闻变成突然闯出的黑马，他的心理素质肯定是非常强的，不然他也拿不了冠军。
㈢ 苏联抗战资料有哪些
说到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很多人知道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军中国东北，横扫日军几十万关东军的事情。其实，苏联对于中国抗战的援助可以追溯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发动江桥抗战、打响中国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将军和东北抗联在失败后都退入苏联。苏联政府不顾日本抗议，对他们予以很好的照顾安排。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又从道义、人员、物质上给予了中国巨大的支持。
苏联对中国政治、外交和道义上的支持
在中国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已开始与苏联秘密接触。七七事变爆发后，苏联出于战略的考虑，于1937年8月21日与中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是中苏关系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以后苏联从人员到军事、物质援助中国奠定了基础，还阻止了日本在国际上孤立中国的阴谋，打击了日本称霸远东的企图。
在9月份召开的国联大会上，西方各国虽在口头上谴责轰炸和平城市的暴行，但又不对日本指名道姓。而苏联代表则态度鲜明地指责日本侵略者，促使国联远东问题咨询委员会通过了谴责日本空军轰炸中国不设防城市和残害平民罪行的决议录。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讨论中日冲突的专题国际会议上，苏联代表支持中国立场，并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日实行制裁。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18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谴责了西方大国放弃集体抵抗侵略者的政策，采取所谓“不干涉”和“中立”立场，起到了纵容日本法西斯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恶劣作用。
苏联这种政治、外交和道义上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是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于扩大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提高中国的抗战地位，打击孤立日本，具有重要意义。
军事顾问和专家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德国军事顾问团离开中国后，蒋介石请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来华援助抗日，苏联政府欣然接受并迅速行动。1937年底，苏联派德拉特文任驻华使馆武官，并兼任中国军事总顾问。之后依次为切列帕诺夫（1938年7月至1939年秋）、卡恰诺夫（1939年9月至1941年初）、崔可夫（1941年初至1942年2月）。苏联军事顾问体制是1938年建立的，并很快发展成为一个覆盖各战区、各兵种的门类齐全、阵营强大的体制。苏联的军事顾问都是苏军中比较优秀的指挥官，具有较高的军事理论素养和丰富的作战经验。苏联军事顾问的主要工作分为两项：训练国民政府军队；参与重大战役作战计划的制定。
全面抗战初期，经过几次惨烈的大会战，国民党军队低层军官和各兵种技术骨干伤亡严重。因此，补充、训练低级军官和各兵种技术骨干就成为恢复军队战斗力的首要任务。苏联顾问根据实战需要，采取分层次分兵种的训练方法，力争在短期内提高军队的素质。在空军、炮兵与坦克兵等技术兵种中，苏联顾问与教官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的。经苏联顾问与教官培训的中国军校学员约有9万人。
苏联的军事顾问还参与了中国正面战场多个重大战役作战方案的制定，比如在1938年夏秋的武汉会战中，切列帕诺夫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积极的防御计划。1941年夏秋的宜昌战役，崔可夫用了三周时间深入前线作实地考察，最后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商定了作战计划，并上报蒋介石。1941年9月的第二次长沙战役，苏联顾问又制定了完备的作战方案。但蒋介石经常不接受或只部分接受苏联顾问的作战计划，而完全采取被动挨打的防御作战方法，导致许多战役失利。在第二次长沙会战时，蒋介石吸取教训，完全采取了苏联顾问的作战计划，使日军遭受重创，被迫北撤，暂时放弃南进企图。
除此之外，苏联顾问崔可夫还帮助国共和平解决了皖南事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破裂，保证了中国战场的相对稳定，也打击了日本希望国共内战的企图。
苏联飞行员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淞沪会战之后，中国空军几近全军覆没，中国政府紧急向苏联政府求援。苏联政府迅速从空军中调拨出飞机交中国使用。由于中国缺乏飞行员，所以苏联飞行员作为苏联志愿航空队随同飞机一起来华。1937年10月22日，第一批援华空军和飞机飞抵中国，包括一个歼击机大队和一个轰炸机大队，254名飞行员及工作人员。从1937年到1942年初，苏联共派遣来华的空军人员2500多名，飞机1280多架。来华的飞行员、地面服务工程技术人员全部加起来有5000多人。他们在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培训中国飞行员、重组中国空军和直接参加对日空战。
被苏联派到中国的志愿飞行员不但是富有经验的飞行员，而且多是苏联共产党员，军事和政治素养非常高。在他们的帮助下，中国空军迅速组建，到1938年初，中国新组建的三个飞行大队中有两个飞行大队是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据统计，到1939年夏天，经苏联飞行员训练出的中国飞行员已有1045人，领航员81人，射手兼无线电员198人，航空技术人员8354人。可以说，正是在苏联空军帮助下，中国空军得以重建，并在以后对日作战中立下不朽功勋。
苏联飞行员到中国后，由于中国空军已经失去作战能力，而培训新的飞行员需要时间。在紧急情况下，苏联飞行员直接驾机参加对日作战，先后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南昌保卫战、武汉保卫战、轰炸台北日军松山机场战斗、兰州保卫战、收复昆仑关战役、桂南战役及轰炸杭州、武汉敌人机场的作战。据统计，苏联志愿航空大队共参加了25次战役，与年轻的中国空军一起击落炸毁日机1049架，舰船100多艘，有235名苏联飞行员为中国抗战献出了生命。
贷款及军火物资的援助
在中国抗战期间，苏联援华军火的绝大部分是利用苏联对华信用借款支付的。苏联对华信用借款共有三笔。第一笔大约相当于5000万美元的军火于1938年1月商定，借款自1937年10月31日算起，年息3%，五年偿还。中国可以用茶叶、桐油、药材、羊毛、丝、棉花、锑、锡、锌、钨、铜等偿还；第二笔贷款仍为5000万美元，于1938年7月1日商定，条件同第一批一样；第三笔贷款为1.5亿美元，于1939年6月13日商定，条件也同前两批贷款（第三批贷款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中国大约得到0.73亿美元）。
三笔贷款中国实际利用173175810.36美元。利用这些贷款，中国先后从苏联购买军火武器包括：飞机1235架、坦克82辆、修理厂600间、汽车拖车等1550辆、各类大炮1600门、机枪14000挺、机枪子弹2.1亿发。航空弹31600发、炮弹200万发、步枪子弹1.8亿发（由于统计方法和计算方法不同数字也有所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给中国提供贷款的合同都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的，甚至是先给军火后商定款项，而且明确规定贷款可以购买武器和军用物资。苏联贷款条件也很优惠，年息仅3%，且可以用农副产品、矿产品偿还。这些贷款中还包括运输费、管理费等，甚至包括苏联军事顾问专家等人的工资。而西方的贷款，即便是中、美、英、法结成同盟后的贷款利息也均高于4%，甚至超过6%，且只能用中国锡、锑、钨等稀有战略原料偿还。而这些原料也是中国所缺少和必须的。苏联供给中国的武器不但是苏联最好、最先进的武器，而且是低于世界市场20%的优惠价格，这足见苏联援华之真诚。1938年6月，孙科曾对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谈到，他最近从莫斯科争取到的1.6亿卢布的贷款，而这些贷款在国际价格上实际是4亿卢布，因为苏联给中国订货所定的价格特别便宜。
为了给中国源源不断地运送抗战急需的军事物资，苏联还动用了大批人力物力，仅1937年10月至1939年2月间，在苏联境内为中国转运军事物资的铁路货车累计达3640列以上，汽车累计5260辆以上，汽车总行程达1850万公里，运送人员达4000多人。
1941年4月，苏、日签订《中立条约》，苏联对中国援助大大减少，至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援华基本停止，大批飞行员、军事专家回国。到1942年，苏联最后一个军事顾问崔可夫奉命回国，苏联对华援助告一段落。
当然，中国人民并没有忘记苏联对我们的帮助，在中国30多个城市修建有苏联红军50多座纪念碑、纪念塔，50多个城市修建有苏联红军墓等，这深切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给予我们帮助的铭记和感谢。
当然了，苏联当时援助中国，是出于自身利益，希望利用中国牵制住日本，减轻远东地区日本对苏联的威胁。但毕竟有利于中国的抗战。
㈣ 损伤力学 材料参数
损伤力学 是固体力学的分支。
损伤力学认为，材料内部存在着分布的微缺陷，如位错、微裂纹、微空洞等，这些不同尺度的微细结构是损伤的典型表现。损伤在热力学中，视为不可逆的耗散过程。材料或构件中的损伤有多种，如脆性损伤、塑性损伤、蠕变损伤、疲劳损伤等。
损伤力学选取合适的损伤变量(可以是标量、矢量或张量)，利用连续介质力学的唯象方法或细观力学、统计力学的方法，导出含损伤的材料的损伤演化方程，形成损伤力学的初、边值问题的提法，并求解物体的应力场、变形场和损伤场。
损伤力学可大致分为连续介质损伤力学、细观损伤力学和基于细观的唯象损伤力学。
损伤力学近年来得到发展并应用于破坏分析、力学性能预计、寿命估计、材料韧化等方面。从 1958 年 P.M.卡恰诺夫提出完好度(损伤度)概念至今，损伤力学仍处在发展阶段。
国际上公认的损伤力学体系尚在形成与发展之中。它与断裂力学一起组成破坏力学的主要框架，以研究物体由损伤直至断裂破坏的这样一类破坏过程的力学规律。
㈤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阵亡的五位军司令员是谁
苏联红军中军一级单位的最高军事长官不叫司令员，而是叫军长；只有集团军和方面军层面的军事单位的最高军事长官（含集团军属炮兵和航空兵最高长官）叫司令员。
在卫国战争中死亡的军级以上的苏联红军军事领导人共计31人，死亡原因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一、 因伤重不治去世和在战斗中阵亡的有21人：
1）1942年7月16日，第39集团军司令员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博格丹诺夫中将在加里宁州克拉皮夫诺村附近突围的过程中身负重伤， 他带领8000人成功突围。1942年7月22日，他因伤医治无效在军医院去世。
六、1942年6月9日，原第20集团军司令员菲利普·阿法纳西耶维奇·叶尔沙科夫（Филипп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Ершаков）中将死在哈默尔堡集中营中。
㈥ 今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有哪些明星参加
中国网球公开赛时间每年十月初，2019年中国网球公开赛还未举办，2018年中国网球公开赛于9月29日至10月7日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穆雷、波特罗、哈勒普、沃兹尼亚奇、科贝尔等人都将出战，中国选手张帅、王蔷和郑赛赛等人也都参赛。
中国网球公开赛是一项在中国北京举行的职业网球巡回赛，2004年为赛事元年，最初为职业网球联合会（ATP）和女子网球联合会（WTA）的二级巡回赛；
2009年，赛事全面升级为WTA皇冠明珠赛、ATP500赛，同期还举行ITF青少年赛。是国内唯一的男女合赛赛事，也是亚洲级别最高、奖金最多、参赛人数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男女综合性网球赛事。
㈦ 莫斯科赛卡恰诺夫救5赛点险胜进八强，其心理究竟有多强大
莫斯科赛卡恰诺夫救5赛点险胜进八强，这一场的比赛，我们可以他的心理非常强大。在比赛中，对于他而言，他眼里只有球，心里只有打好比赛，就没有其它任何的心理负担，因为一旦有一丁点心里负担，他都无法发挥他最好的水平，联系抢救5个赛点。
通过这一场比赛，我们可以知道卡恰诺夫，是一个心理素质非常强悍的选手。面对一个自己已经连续输了3次的对手，很多人未战先怯，但卡恰诺夫毫不胆怯，稳定发挥，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去赢得胜利，最后决胜盘，在自己落后2个赛点的情况下，更是超水平的发挥，这样真的体现了他强大的心理素质。
㈧ 抗战时期苏联曾给中国哪些援助
抗战时，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贷款和物资援助，一类是人员及技术援助。
1、抗战爆发后，苏联很快与中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向中国提供了三笔援华军购贷款，贷款金额高达2.5亿美元，实际到位资金约为1.731亿美元。
这些贷款主要用于购买苏联的武器，以中国的茶叶、桐油等物资进行偿还。此外，苏联还给予了中国非常优惠的物资购买价格，大部分武器其实是半价出售的。
由于当时中国抗战形势危急，对物资需求非常迫切，所以很多军事物资还没签订合同就已经运到了。
2、抗战中，苏联向中国提供了1200余架飞机、1317门火炮，82辆坦克、1800余辆汽车、14025挺机枪以及大量的武器弹药和石油等物资。
抗战劲旅200师就是由苏联援助物资组建的。苏联的援助一定程度上解了中国的燃眉之急，有力的支持了中国的抗战。
(8)卡恰诺夫排名扩展阅读：
揭秘：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共的资金支持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问题是苏联与中共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比较关注的是苏联对中共的武器援助问题，而对资金援助问题的研究较少。
抗日战争时期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等一批俄罗斯档案文件的陆续披露和出版，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共一大召开以前。
到1934年夏秋间，莫斯科与中共中央及中共在各地的武装力量失去电讯联系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基本都停止了。
此后直到1936年，在三个重要因素的作用下，又恢复了苏联对中共的援助。
第一，中共建立了稳定和可靠的根据地；第二，双方的电讯联系得到恢复；第三，中共的经济状况需要资金帮助。
1936年冬，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资金援助终于送来了，共产国际通过宋庆龄转交给中共中央5万美元。
1940年底以前，陕甘宁边区、各抗日根据地及军队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根据国共协议，国民政府发给的薪饷；其二是国内外进步人士的一些财力物力援助。
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37年7月至1940年底，其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均来自外援。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外援中占最大比例的是国民政府提供的经费。由于对外援依赖较大，根据地财经很容易受其影响而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困境，中共多次向苏联和共产国际寻求帮助。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揭秘：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共的资金支持
㈨ 驻华苏联军事专家知多少
如果不算大革命时期参加北伐战争的加伦(布柳赫尔)将军，那么作为政府之间的行为，苏联军事顾问最早来援助中国应该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了。1938年5月，作为苏联大使馆武官的М.И.德拉特文将军便接替德国人出任中国军队的军事总顾问了。以后依次接任在华军事总顾问的是А.И.切列潘诺夫(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К.М.卡恰诺夫(1939年9月至1941年2月)、В.И.崔可夫(1941年2月至1942年2月)。从1937年底到1942年苏联撤走在华军事人员为止，在中国的苏联军事顾问总计超过300人，此外还有技术专家200多人，其中包括志愿飞行员、大学教师、设计师、道路和桥梁专家、运输专家、医学专家等。苏联军事顾问的级别甚高，仅元帅就有6人，还有15名将军。苏联顾问不仅帮助训练中国军队，而且为总参谋部和各战区制定了数百个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的计划，其中较大型的有：武汉战役、南昌战役、长沙战役、襄阳-南阳战役、宜昌战役等。尽管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国共双方后来对此都很少提及，但这些苏联顾问和专家对于中国反侵略战争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与此相比，朝鲜战争期间在华苏联军事顾问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来华军事顾问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第二，苏联顾问的作用主要是帮助训练中国新建的空军和海军部队及少数特殊兵种，几乎没有直接参与战争本身的策划和行动。
最早一批来的苏联军事专家是空军顾问和教官。根据1949年8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访苏达成的协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6所航校，出售各型飞机434架，派遣专家878名。10月19日，第一批空军专家来华，即分赴各地考察和选择校址。11月中旬以后，包括从校长、教官直到地勤保障人员的大批专家陆续到达，并立即分配到各航校参加建校工作。接着是海军聘请的以克洛契柯夫为首的84人于1949年10月25日到达沈阳，随即被送往大连海校帮助建校办学。11月，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访苏回国又带来6人。到12月，更有621名海军顾问来华。尽管这批顾问和专家在华工作期限一般是1-2年(此间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但他们只是帮助培养军事院校的教员、训练飞行人员和其他技术兵种，与朝鲜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目前有关资料记载，到朝鲜战争结束前夕，在中国陆军系统的顾问共294人，辅助人员79人，在海军系统的顾问103人，辅助人员12人，总计488人。同期苏联顾问在空军和海军系统的人数不详，但根据上述资料统计，已经达到1500人。大体说来，朝鲜战争期间在华苏联军事顾问总数至少应在2000人以上，大大超过了同期在华经济专家的人数
此外，在台湾做访问学者时看到过这样一份档案文献，即“国防部”第二厅根据所收集的情报编印的一份1950年6月至1951年9月在中国大陆苏联顾问和专家的名单。据台湾的情报说，此期在华顾问和技术人员共约8万人(大概是把协助防空的苏联空军部队人数计算在内了)，其中首要者和领导者442人(“其中除因原报不甚详实者均未列入外，尚有极大多数未曾查明其姓名职务与活动状况，不能一一列入”)。按其分类，军事顾问310人，政治(包括外交、教育、法律)顾问47人，经济顾问和专家72人，专业间谍13人。这个数字当然很不准确，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建国初期来华的苏联顾问和专家绝大部分属于军事人员。
苏联在中国设有军事总顾问团，领导在中国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和军事院校的苏联顾问和专家。军事总顾问最初是由苏联首任驻华使馆武官科托夫中将兼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后，斯大林派苏军副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大将作为其私人代表来到中国，不久便接任了军事总顾问的职务，科托夫为副总顾问。1951年4月中旬扎哈罗夫奉命回国后，由空军上将克拉索夫斯基接任。1952年7月克拉索夫斯基回国，继续由科托夫兼任总顾问。1953年7月科托夫任职到期，原华东军区首席军事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上将接任总顾问。1957年7月彼得鲁舍夫斯基回国，由杜鲁方诺夫上将接任，直至1960年7月回国。
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在业务和技术上负有对中国军队全面指导的职责，其中包括：
一、军委领导机关、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大军区机关的领导业务；
二、各技术兵种部队有关日常训练、军事工程建设、常规和尖端武器的使用以及装备、测试场地、基地维护的技术传授和指导业务；
三、军事指挥学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业务；
四、军事工程技术院校的专业知识传授业务。
与在中国政府部门的顾问和经济技术专家不同，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不属苏联驻华使馆和总顾问领导，而是直接受命于苏联军方。
如果说战后苏联向东欧各国派遣顾问(主要在军事和国家安全系统)是出于控制和渗透的目的，因而多少有些强加于人，那么，到中国来的苏联顾问和专家，无论是在经济、文教部门，还是在军事或行政单位，则完全是中国政府自己请来的，完全是为了满足中共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